18年前,一种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在全国蔓

非典后，“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被改变，原本经费紧缺、反应迟缓的卫生防疫体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

本文刊载于《民生周刊》年第1-2期，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后非典，十年的价值

医院陪伴生病的父亲时被感染了非典。

这么多年来，对于十年前的那场疾病，她一直耿耿于怀。“4月8日卫生部就有文件，要把‘非典作为传染病’控制，为何我们4月中旬住院，医院还允许陪床？”

在她看来，既然确定是传染病，医院就应该有控制措施，允许患者陪床严重违反了卫生部的文件。

和张文荣有同样质疑的，是大部分的北京非典后遗症患者。他们所质疑的其实是非典时期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

“为何我们没有被告知”

张文荣无数遍地回忆着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因为非典，父亲离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守在身边，3个儿女因医院。

医院严格按照卫生部的通知操作，医院有告知是传染性肺炎，至少她们在陪伴父亲时会有所防护。

张文荣不是学医的，也不是学法律的，她对于非典的了解，都是从媒体或者病友那里得知的。她并不知道，一纸通知的作用到底有多大，也搞不清楚这个通知下发到医疗单位时，为何没有按照通知要求操作。

一种基因序列有近3万个核苷酸的冠状病毒在全国蔓延，此时已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它之所以能在广州、北京等地广泛流行，引发的是更为复杂的中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变迁。

据公开资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部在年1月就接到了广东的报告，并派人前往调查。此时中山市已经有28名病人，其中13名为医务人员，但这一情况并未通过全国监测网络告知其他省份医疗机构。2月，SARS传染到了香港、广西、湖南、四川和山西。

正是因为前期控制疫情的不力，才有了“4·20”事件。

4月20日，卫生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上任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坦率承认：北京疫情已经很严重。疫情将由过去的五日一报改为一日一报。

当天下午，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免去张文康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北京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职务。

“4·20”是整个非典事件的分水岭。出人意料的重大决定，瞬间扭转了最初非典入侵时的被动局面。

“非典速度”应急

官员问责之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国务院派出3批督导组赴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督促。

防控非典的财政资金也迅速到位。年4月23日，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非典防护基金，占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出亿元的0.13%。

4月25日，吴仪副总理向全国人大汇报工作时表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已经开展了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5天后，国务院法制办汇总各方面意见，交由国务院常务会议作最后审议。

5月9日，国务院公布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应急机制的法规条例，被称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新的转折点。”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

从起草到提交审议，该条例只花了短短半个月时间，开创了我国立法的“非典速度”。

“条例是一个关于应急机制的法律‘蓝本’，为解决未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搭起了完整的法律框架，各级政府可以据此建立自上而下的应急反应机制。”时任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副司长的宋瑞霖，作为主持该条例全程制定工作的负责人，曾如此解读应急条例的作用。

此后，“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被改变，原本经费紧缺、反应迟缓的卫生防疫体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发展。各地应急办陆续建立，疫情信息在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医院之间实现共享……

对非典的重视，很快深入到基层。非典时期对于爱去郊区游玩的北京市民来说，体会最深的是除了市内的公园，几乎无处可去。郊区村村有农民把守，非本地人进村一律进行登记，并要当场测量体温，体温不正常者不得进村。

SARS改变公共卫生体系

非典已经过去，小汤山似乎也被人们深埋在记忆中，但由此带来的诸多变化却无法被忽视。

那个春天，一些人的生活被改变，整个社会对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政策、措施也在发生变化。

“一个省长跟我说，非典以前我们不知道CDC是个什么单位，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对媒体如此表示。

“它使我们认识到国家安全不仅仅是经济、政治、军事问题，还有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原解放医院院长张雁灵，用“酶”发酵的作用来形容非典的影响。

“SARS之前，医院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基本形同虚设。”医院的负责人说，“当年SARS让全社会到了草木皆兵的夸张地步，也是因为缺乏系统的防治体系。”

后非典时代，甲流来临时，有了快速的应急反应。

年5月10日22时30分，四川出现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疑似病例后，为“避免恐慌猜忌情绪蔓延”，5月11日凌晨，成都市政府开始着手准备新闻发布会，凌晨3点正式召开。这种“甲流速度”比之前的“非典速度”还要迅速。

更为深层的影响是，非典撬动了中国的医改进程。卫生部前任部长高强把中国的医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年以前，第二个阶段是年以后。“年前后，人们对于卫生问题的理解、观察、分析和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

与《民生周刊》记者说起突发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时，张雁灵翻开办公桌上的一叠纸稿：“我正在计划写一本《回望玉树》。”年4月玉树地震中，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的他负责一线指挥救援。

救援行动之所以非常成功，张雁灵将它归功于玉树地震半年前，他和同事在银川的一次军地联合救援行动演习。“这次演习就是假设高原上突发一次大地震，军地联合进行医学救援，和半年后的汶川地震场景十分吻合。”

“不过，县级以下的公共卫生系统还不是很健全。”说起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张雁灵似乎更有发言权。除了“医院院长”这个称号外，他还参加过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救援工作。

他用了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向心性肥大”症。“所有的医疗资源都向大城市集中，这是病态的。”

正是这种病态，使得上级机构很难对基层报上来的数据是否及时与准确进行评估。

真实面对才是最大进步

年春天，和张雁灵一样被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