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文章拜登新政或埋葬新自由主义参考消

参考消息网4月26日报道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4月21日发表题为《拜登执政百日：美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吗？欧洲是否应更加美国化？》的文章，作者为米格尔·奥特罗-伊格莱西亚斯和费德里科·施泰因贝格。文章称，美国总统拜登走过了执政的第一个百天。他的经济政策被打上了“革命性”的标签，可能会彻底埋葬新自由主义。全文摘编如下：

经济政策更欧洲化

然而，拜登政府提出的方案——增加公共支出，改善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和不稳定，并通过更高的累进税率来支持政策的推行——可能会效仿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应对“大萧条”而提出的“新政”。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使美国经济更接近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基本原理的一种尝试。换句话说，增大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努力为数字化时代创造新的社会契约。美国民主党内共识的很多内容其实正是欧盟或其大多数成员国正在实行的措施，而这些做法恰恰是华盛顿过去曾经反对的。

要理解如此欧洲化的拜登，在五个不同的层面——理论分析、现实、概念性、经济政策、地缘政治——分析他的计划是非常有用的。

让我们先从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开始。尽管可能并不十分明显，但政府和市场是互补和相互依存的。没有制度基础，市场就无法运作，而政府需要市场体系来产生创新和财富。

即便如此，数百年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以或多或少的监管、税收或再分配的形式实现）一直在变化。在过去的年中，我们在19世纪后期经历了“野蛮”的资本主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奠定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和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以及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曾说过“政府是问题所在，市场是解决办法”——领导的新自由主义革命。

“钟摆效应”不可避免

所有这些巨大的转变都影响到了国际经济领域：金本位制和英国霸权下的自由贸易；布雷顿森林体系对资本流动加以限制，以赋予国内经济政策更大自主权和促进更好的再分配；苏联集团瓦解后，金融领域的高度全球化。

但是，正如卡尔·波拉尼年在《大转型》中解释的那样，当市场脱离其运行所在的社会体系时，对维持经济外部平衡（低通货膨胀和预算平衡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痴迷导致民众的需求被忽略，不平等严重到了空前的程度，以至于这种模式丧失了合法性，于是出现了推动调整的内部政治力量。这种调整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暴力的，但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正是所谓的“钟摆效应”，导致在经历一个放任自由和放松监管的时期之后，紧接着进入了一个干预程度更高和公众参与更多的时期。正如各种资本主义文献所指出的那样，政府的这种参与程度在欧洲一直都更高，而现在美国正在回到这条路上来。

将这种理论观点落在现实中，意味着将可以理解发达国家许多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为何出现恶化，特别是由于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随后的财政紧缩政策，现在又加上了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后果。

过去几十年中实现了巨大的增长，并且对许多新兴国家非常有利，但是它们的分配制度却极不平衡。不平等的加剧，尤其是富裕国家社会流动性和机会均等性的下降，部分是由于就业不稳定所致，再加上“西方的衰落”以及对国家政策缺乏认同所产生的挫败感，共同促使民众要求政府能够提供更多的保护。自从经济大衰退开始，这种影响就已显现出来，但是现在又因为COVID-19而进一步加剧。

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拜登在上台头天内实际取得的成绩以及他的计划可能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

这位总统意识到有超过万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于是似乎深信他必须弥合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内部鸿沟。与欧洲相比，美国这些鸿沟更为巨大。拜登的口号“重建美好未来”反映了重新建立社会契约的愿望。这种契约的破裂使该国陷入分化，而如果得以恢复原状，将使美国社会更加欧洲化：届时美国的不平等现象减少；财政压力更大；对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中的“失败者”给予更多的支持；更好的基础设施以及健康和教育系统；促进机会均等并重新激活社会的上下流动性。而与此同时，欧洲也必须对这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进行改革，以使其适应21世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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