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创造中国台湾经济奇迹史下

台湾时期蒋介石和陈诚

一．大力提倡城市平均地权

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源于19世纪末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的“单税论”，亨利则得自西方社会的教训。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城市工业，商业，交通业的发展，地价迅速大幅提升，地方的获益也迅速大幅提升。孙中山认为，地价提升，功在全社会，地主并无寸劳，不应享有地价大幅提升之利。他主张，首先由地主自报地价，政府按值百抽一的原则征收地价税，其因工业，商业，交通业发展而增加的利益应该归之于社会，为全民共享。这一做法，孙中山称之为“涨价归公”。自”自报地位”至“照价征税”，“值百抽一”至“涨价归公”，这一整套做法合起来被称之为“平均地权”。孙中山设想，中国发展起来之后，土地价格普遍大幅上涨，仅征收增长的地价这一部分即已获资巨大，足够为社会，为全民造福而有余，不再需要征收其他各税。孙中山认为，这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答复某友人函》中之所以称“所询社会主义”“弟所主张者为平均地权”，即是为此。只是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刚刚起步，广大农村的地位难以迅速提升，而广大农民的无地少地，不得不受地方剥削之苦则迫切需要解决。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广东提出“耕地有其田”的主张，企图使农民有田可耕，而地主也不受损失，他的“平均地权”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首先通过陈诚，在农村实行“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和“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紧接着的问题必然是在城市实行“平均地权”，解决因资本主义发展，地价飞涨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年2月，蒋介石手令陈诚：“本年应即筹备都市土地改革，遵照国父平均地权原则，参酌当地实际情形，拟定具体办法，务限本年下半年度，筹备完成。一面宣传晓谕，一面实施为要。”这里，蒋介石显然过于乐观。地市土地问题远较农村土地问题复杂，涉及产权变更，用途变更，城市发展等多方面的问题，与其相关的利益也远较农村土地复杂和广阔，不是短期内靠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奉行无阻的。

年8月26日，蒋介石命令公布《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年1月19日，台湾省政府公布《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条例台湾省施行细则》，要求在年6月底之前完成申报地位等项工作，8月1日开征土地增值税，9月1日开征地价税。至年5月，全台已有60处都市地区开始推行。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当局发现原订《规程》及《细则》，均有不尽适宜，碍难实行之处。至年，前后共修改三次。年8月，台湾全省申报地价率达到97.06%，其中三分之一地区高达百分之百。年，国民党“十全大会”召开，为制止土地垄断投机，地利公享，由国民党中央出面，向会议提出《策进全面实施平均地权及贯彻实施耕者有其田纲领草案》，经过多人讨论，决议重申：土地因社会进步与改良而自然增涨的地价，应属公享；土地所有权移转时，以累进税率的方式对涨价部分征收土地增值税。这一决议，被认为“进步之处甚多”。会后，“行政院”会同有关机关及人士再加详审，商定《全面实施平均地权确定地价政策及地价税与土地增值税标准》，于年送交国民党中党会通过，再修订为《平均地权条例》。一直到年5月25日，才函请“立法院”三读审议，于年2月2日公布施行，此时，离蒋介石去世已经快两年。

蒋介石将办理都市“平均地权”视为“建设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土地改革之最后一步”。因此始终高度关心。仅以其台湾时期日记为例，有关记述即达26次之多。最早如年，将“都市土地实施平均地权”列为“台湾省中心工作”的第7项。年9月1，要求“从速办理”都市“平均地权”手续，4天后，要求“限期”完成都市“地籍整理”。同年12月16日称：“都市平均地权之实施计划，尚未着手完成，明年1月又不能举办矣。应严加督导，限于明年7月以前筹备完成也。”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紧迫地关心都市“平均地权”，其目的在于将实行这一政策所得的“社会财富”用于“全面创建社会福利事业”，例如“国民住宅的兴建，医院的设立，劳工福利的照顾，科学教育设备的充实”等等。年12月19日，他曾特别提出，目前财力不足，依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都市平均地权税款的增加收入，其重点优先用于解决民众居住问题（国民住宅类似于保障房。蒋的平均地权充分扼制了高房价，高地价问题。又将社会财富分配了给中低收入群体，提高了社会福利和公共交通等设施。很值得借鉴-笔者注）。

也还应该指出的是，蒋介石的这些说法和做法，其终极目的则都在于争取民心，巩固其在中国台湾的统治。年7月7日，蒋介石到国民党中常会听取相关报告，其后所写日记将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到中央常会，听取立法委员对《都市平均地权法》审议之报告，其质难甚多，讨论二小时半乃作结论与决议，并增加涨价归公，供应社会福利之用一章，此于社会福利政策之宣示，对民心亦可鼓励其拥挤政府之措施也”。国以民为本。争取“民心”，这是任何政权都必须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蒋介石以改善“社会福利”为赢取“民心”的方法，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孙中山主张将由于社会发展所增益的地价“归公”，但是，他并未提出具体办法，因此无法可依，无律可循。台湾当局提出征地“土地增值税”，这就为解决“涨价归公”找到了具体可行的办法。蒋介石对此高度肯定。年6月7日，他研究中国税收史后，在日记中写道：“总理当时所说的地价税，余以为即今日之增值税。以当时我国只有地契税与田粮（即地丁税），即所谓‘值百抽一’之田税，并无所谓‘增价归公’之增值税也。今日之土地税乃等于昔日‘值百抽一’之田粮，而契税犹似今日土地买卖转让时报价之据之增值税的基础，惟当时之契税并不以其土地涨价而照价增税之法耳。”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商业的发展，公共设施的发展使城市地价经常突飞猛进，形成飙升之势，这样，有些人就可能在短期内暴富。孙中山举例说，某富翁原来用元买得一块地皮，并未加工改良，突然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蒋介石对此在日记云：“今日交通发达，尤其都市地价增速，如不用增值税，则地方暴富，使社会贫富更为不均，造成乱象，自非改革税法不可！”为了台湾社会的稳定，他决心对台湾的“税法”进行改革。次日下午，他排除各务，“专事研究平等地权，节制资本之实施方法”。

蒋介石觉得，孙中山的遗教使他找到了一条提高“人民福利”，实行“均富”的道路。日记云：我台湾实行三民主义，乃以土地为其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之资本，先使人民耕者有其田，奖励其生产，发展交通以开辟土地，今日将实行都市平均地权，增加地价与税收以为建设资本之基础，而以人民福利与均富为宗旨，故台湾建设今日之稍有成就者，实以总理平均地权之遗教所赐也。

为了台湾贯彻孙中山的有关“遗教”，蒋介石很用心。年1月30日日记云：“都市平均地权执行不力，应加强责任心”。3月24日再记云：“策进全面平均地权”。凡此，均可见其贯彻孙中山思想的积极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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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中山“节制资本”思想的重新解释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经济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将台湾建设为“模范省”，经济建设自然是肯綮。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属于“混合经济”型，既不是单一的私有经济，也不是单一的公有经济，而是主张“个人企业”和“国家经营”并举。早在至年期间完成的《建国方略》中，他就提出：凡可以委托个人，较国家经营更为适家的企业，任由个人经营，国家奖励，并以法律保护；凡不能委托个人，“有独占性质者”，由国家经营。孙中山所称“个人企业”，后来通称“私营经济”或“民营经济”。在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又有“节制资本”的提法。至于如何“节制”，“一大”宣言仅有“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一句，并未对“私人资本”的规模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做出规定。年9月，蒋介石在峨眉军官团讲演《国父遗教概要》，将“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归纳为4条：1.允许并保护私人企业；2.限制私人资本以预防其操纵国民生计；3.凡企业之有独占性质者，由国家经营；4.私人能力不能举办者，由国家经营。上述各条，同样对规模，比例等问题没有限制。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继续贯彻孙中山的混合经济方针。年9月1日，蒋介石著文提出，要依据民生主义的原则决定国民经济政策，“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都得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他表示：“国营事业应加整顿，民营事业应加扶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但是由于孙中山有过“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说法，因此，有关方面对发展台湾的“个人企业”不无顾虑，议论纷纷，经济界出现两派辩论。陈诚和尹仲容支持“民营化”，“经济部次长”张静愚则致函尹仲容，声称民营化侵蚀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影响国民党在台湾的生存。年春末，工业委员会的年轻幕僚突然接到上面指示，要求设法解套，并称有关“说帖”要呈给“层峰”参考。接到任务的年轻幕僚们苦心思虑，终于找到了结说法：孙中山所谓“节制资本”的“节制”，意为“调节管制”，而不是“限制”。据相关人士回忆，蒋介石曾在公开场合澄清孙中山理论中含混不清的地方，以“均富”的概念来阐释民生主义，并说明“节制私人资本”中的“节制”，指的是“调节管制”而不是“限制”。

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七届三中全会，陈诚做施政报告称：“我们认为凡是可以让人民经营的事业，应该尽量开放民营。这不仅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铲除官僚资本病根（指孔祥熙等为首的贵族资本-笔者注）的一个有效办法。”年7月22日，蒋介石在日记云：“总理所言节制资本之意，实指平均地权一项而言，并非为工商企业发展经济资本而加以限制之旨也。”年10月5日，蒋介石约严家淦谈“企业自由”政策。蒋介石的上述日记和他与严家淦的谈话表明，蒋接受了年轻幕僚的解释，发展“个人企业（民营企业）”的理论绳索被解开。这样，台湾的民营企业就得到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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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化经济体系”与高雄等地“加工开发区”的建立

自年起，台湾推行经济建设四年计划。年至年为第1期，计划重点为：增加农工生产，促进经济稳定，改善国际收支。年至年为第2期，计划重点为：增加农业生产，加速工矿业发展，扩大出口贸易，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国际收支。年至年为第3期，计划重点为：维持经济稳定，加速经济成长，扩大经济基础，改善投资环境。年至年为第4期，计划重点为：促进经济现代化，维持经济稳定，促进高级工业发展。

可以看出，从这一期，台湾当局将经济现代化作为目标。蒋介石在《台湾省光复20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中宣布：其目的是“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使本省逐渐进入工业化的经济领域，并继续农村’耕者有其田’之后，实施都市平均地权，推行民生主义社会政策，全面创建社会福利事业，提高全省同胞生活水准，迈向三民主义模范省的里程”。年至年为第5期，计划重点为：维持物价稳定，扩大输出，扩建基本设施，改善工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要求平均经济成长率为7%，物价平均上涨率上限为2%-3%（这避免通过物价上涨来带动经济增长，保证了民众收入-笔者注）。

蒋介石重视经济建设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年，他在“本年工作总目标”中特别写下“台湾经济自立四年计划之开始”等文字，又在国民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称之为“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年12月27日，他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提出，明年一定要“订定一个电气化，工业化的具体计划”“脚踏实地的实施”，同时要求各部门切实洽商，通力合作，克服所有困难，如限完整这个“十分重要的自力更生计划”。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蒋介石报告，特别提到第3期经济建设计划，要求台湾“循着三民主义模范省的道路，稳健的再建设，再进步，再发展”。年2月，第3期《经济建设四年计划》完成。台湾的经济发展成长率已达每年7.4%以上；国民所得，超过3倍；虽然美援停止，但入超已经转为出超。因此，蒋介石已可宣布：“每一人民，皆能足衣足食，无虞匮乏”。甚至大言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民生康乐，安全幸福的干净乐土”。

第6期计划原为“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设计。蒋介石曾参与这一期计划的制订，其年1月6日日记云：“手拟第5期经济建设计划，国民每人所得与每年经济率百分之十以上的目标”。比较相关的资料可见，蒋介石原来要求的增长率较高，计划确定的增长率向低处做了调整，最终完成率则超过了蒋原来的要求，平均经济成长率达12.6%。

现在的高雄加工出口区

台湾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后，农村人口过剩，失业严重，加之美国经济援助停止，岛内资金短缺，在经济合作委员会任职的李国鼎等人于是提出“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主张建立经济特区（年广东深圳成为大陆第一个特区-笔者注），企图融合自由贸易区，免税区与工业区等功能，以拓展对外贸易，吸引工业投资，引进最新技术，增加就业机会。年1月，李国鼎所拟《加工出口管理条例》经“立法院”三讯通过。1月30日，蒋介石公布实施。年12月3日，台湾也是全球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在高雄中岛半岛建立，面积68.36公顷。该特区最初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逐渐发展技术密集，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如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器，电脑零组件等，成为全球加工出口区的最佳典范。年，楠梓，台中加工出口区相继建立。为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台湾科技之父—李国鼎

对高雄出口加工区，蒋介石给予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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